专家观点 | 汪玉凯深度解读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

　　为各地区、各部门提供了一个“范本”

　　问：作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专家，在你看来，在疫情背景下，此次国务院出台《指导意见》有何现实意义？

　　汪玉凯：此次《指导意见》出台并不是专门针对疫情来发布的，疫情防控只是其在具体应用的一个领域，它是关系到中国数字政府建设一份中长期的文件。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的数字化防疫取得一定成效。利用大数据、健康码等有效阻断传播链，使疫情没有大面积扩散，应该正视这份成绩。但同时《指导意见》的发布，将会使今后在疫情防控方面能够更加精准，所以对当下的疫情防控也具有积极意义。

　　《指导意见》明确了数字政府建设的七方面重点任务，其出台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国家在顶层设计上为各地区、各部门提供了一个“范本”。

　　目前中国不少地区和部门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存在着各自为政、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这份文件能促使有关方面在有效的资金投入范围内，达到数字政府建设最大化效果。

　　问：此次提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与此前强化政府信息建设化相比较有何不同？

　　汪玉凯：政府信息化建设一开始提出的目标是党政机构首先要解决内部联网的问题，提高办事效率。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政府信息化建设慢慢逐渐转向为公众、企业、百姓服务。各地政府门户网站的普遍建立、整合直至一体化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所以说，如今提的数字政府建设并不是过去政府信息化建设的替代，而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延续。无论是数字政府建设，还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等提法，都是国家数字化战略的重要方式。

　　问：大数据使政府的决策依据从少量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全体数据，在政府决策方式上会有哪些改变？数字政府建设难点在什么地方？各地、各部门如何准确把握数字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

　　汪玉凯：大数据应用后，它对政府的决策会产生很多影响。过去，有的政府在决策时，不注重科学化、民主化，习惯“拍脑袋”决策问题。但随着大数据技术逐渐发展，如今各级政府可以根据大数据研判，合理、科学地进行问题决策。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数字政府建设难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念问题。数字政府建设难点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使用人的观念。数字政府建设不是市场行为，而是行政行为，这主要在于各级领导是否愿意用数字技术完善政府治理。

　　二是体制机制障碍。地方政府数字建设涉及部门众多，跨部门业务协同而面临重重阻力。要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通过流程再造，优化管理流程。

　　各地各部门如果能按照《指导意见》的精神来领会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将会驶入良性的轨道。国务院应该建立一个督察机制，看看是否有地区将《指导意见》作为成绩工程来执行，有没有和《指导意见》精神出现较大偏差的。

　　要理清数据的主权和归属

　　问：《指导意见》指出，目前中国数字政府建设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顶层设计不足，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创新应用能力不强等，你能否具体举出一些案例？

　　汪玉凯：例如，一网通办。2019年底，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意味着“一网通办、异地可办”从省域走向全国，企业和群众可直接通达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政务服务。还有浙江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江苏打造“不见面审批”、广东佛山推行的“一窗通办”……可以说，目前全国很多地区都推行了便民利民的举措，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同时，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有的地区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数字化平台，可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实际应用起来，最后造成了财政损失。

　　问：在数据资产、数据交易、数据所有权方面，数字政府应该如何规划和界定？

　　汪玉凯：这是数字政府建设中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发展数据交易是有前提和条件的，比如首先要在数据主权、归属清晰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的界定数据能不能拿到市场去交易，这个问题很关键。

　　目前，已经有一些地区在推进数据交易市场。国家也有政策在鼓励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数据，可以通过市场来交易。其实就像碳排放交易一样，这也将成为通过市场化配置数据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

　　政府在数据交易和市场培育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政府自身掌握海量数据，政府数据要定期向社会开放。如果不向社会开放，是发挥不了更大作用的。

　　同时，如何理清数据的主权和归属，如何界定哪些数据可以共享或者交易，哪些数据坚决不能交易，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政策进一步明确。

　　问：数据安全是数字政府的生命线，各地各部门应如何构建数字政府保障体系？

　　汪玉凯：数字政府建设如果缺少安全监管保障，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灾难，甚至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在筑牢数字政府安全方面，有三个问题应该关注：一是提高观念和意识。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数据安全意识，避免因安全意识不强，操作不当等造成数据泄露。

　　二是进一步来完善数据安全保障制度体系。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应该实施全国性统一的制度，避免各地标准不统一。

　　三是关键领域的硬件和操作系统要国产化。近年来，中国鼓励各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数字科技。但同时很多核心技术依然被卡脖子，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数字政府安全方面依然存在隐患。

　　完全支持健康码收归国家统一管理

　　问：个人信息安全也是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此次《指导意见》也指出，构建开放共享的数据资源体系，确保各类数据和个人信息安全。你觉得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应如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汪玉凯：近年来，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也为信息化犯罪提供了土壤。

　　2021年是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里程碑的一年，2021年3月出台《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6月施行《数据安全法》、11月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些法律法规显示出中国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决心。

　　目前中国很多地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工作正不断完善，但是个人隐私泄露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保护个人信息仍任重道远。

　　具体到数字政府建设实践中来看，如何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例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很多地区出现了个人信息乱采集的情况，有的地区打着疫情防控的旗号随意采集公民信息，造成了较坏的影响。

　　个人数据隐私权必须受到法律保护。未来，在建立开放共享数据体系过程中，各级政府要严格在法律法规条件下保护公民信息，坚决制止公权力滥用。要严格追究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加大力度打击这方面的犯罪。只有这样，个人信息随意泄露的局面才会逐渐扭转。

　　问：在疫情背景下，健康码使用情况备受关注。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健康码应该收归国家统一管理，你对此有何看法？

　　汪玉凯：完全支持健康码收归国家统一管理。当前，各省级行政区的健康码、核酸证明等信息存在不统一、不互通等问题，甚至有的同省每个市之间还有不同的健康码。国家亟需建立统一标准、统一信息平台，最大程度平衡好防疫和群众生活、经济发展的关系。

　　此外，健康码绝对不能变成滥用职权的工具。我也注意到最近河南健康码变红和丹东黄码两个事件。其反映了健康码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健康码应该仅限于疫情防控使用，不能成为控制人身自由的工具，那样就和依法治国的本意背道而驰。